买婚和冥婚等旧俗不仅是历史遗物，更是人口失衡条件下，父权制借新自由主义的借尸还魂。作为不平等社会中的底层，农村残障低智妇女是全社会的牺牲品。

近期几则关于农村低智女性遭遇性侵、被虐待的新闻屡见报端。其中最令舆论震惊的一条，是山东一位智力障碍的女性方洋洋被丈夫一家残忍虐待至死，死后尸体被安排冥婚。几乎就在同时，河北魏县精神康复医院的一名女性患者因医院男护工性侵被查出怀孕。今年3月，一名昭通市15岁右手残疾的少女被人持刀胁迫卖淫，不愿顺从，后从五楼跳下受伤。2019年，广东茂名信宜市一12岁残障少女被性侵，且一年内两度被发现怀孕。警方调查发现多名男子对这位残障女童性侵，其中包括一位82岁的老年男性。2016年，甘肃两名精神残疾的妇女被谋杀，杀害者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她们的尸体用于配冥婚。

这些触目惊心的新闻，可以帮助我们大致拼凑出一个底层低智残障妇女的生活经历：困囿于自身的身体缺陷，出生于贫困凋敝的地区，她们失去了全方位的身心自由和发展权利。有些女孩来不及长大便沦为发泄欲望的工具。另一些少女无力反抗家庭的安排，以彩礼的名义被出售，为生育而存在。她们活着的时候无法言说、难以反抗，往往直到怀孕才会被发现遭遇性侵。另一些人直到死亡才被发现遭受长期的殴打和饥饿。她们生前备受嫌弃，很多人活不到正常死亡的年龄。在死后一些女孩的身体却又成为抢手的陪葬商品。

方某洋童年照片

1997年出生的女孩方某洋因不能怀孕，被丈夫、公婆虐待，最终惨死的案件，轰动全国。施暴者和加害者的行为不伦且违法。但这不仅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简单道德问题。亲人和农村社会的联手合谋，拐卖和黑中介等现象，也不仅是人性的丧失和社会的偶然；这些事件本质是极具典型性和系统性的现代社会问题：性别筛选和计划生育深刻地改写了人口结构，造成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同时，城乡二元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中，农村最底层的男性在层级梯队序列中被排挤出婚姻市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逻辑延伸到明码标价的婚恋，极致地工具化女性，甚至榨干了她们尸体的“剩余价值”。父权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阴魂不散的迷信习俗就此诞下了一个畸形而失序的农村婚恋社会。恐怕，这些故事中唯一的无辜者，就是底层低智残障女性。

人口失衡的恶果

根据公众号“水瓶纪元”的报道，那名在精神病院被男护工性侵后怀孕的女性刘雨晴（化名）生活在河北魏县。这里，适婚男女性别比高达159：100，男人比女人多出一万一千余人。上文提到的众多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因找不到妻子而困扰的底层中国男性。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到2020年我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在2020年的现在，人口失衡的后果全面显现。

刘雨晴的丈夫杨刚，只是这三千万大军的一员。根据记者的描述，侵害者郭某，即医院护工，甚至主动拦下侵犯刘雨晴的责任，因其与受害人的丈夫“惺惺相惜”，面临相同的婚姻困境：“两个男人，老家相隔二十里地，某种程度上却是同病相怜：郭某31岁还打着光棍，杨刚22岁还没要上小孩，在农村是同等的‘耻辱’。”

关于人口与婚配的许多研究在二十年前就预料到了郭某和杨刚所面临的光棍问题。除了男女绝对数量上的失衡，婚姻也受到“男高女低”择偶标准等社会观念的调节。简言之，女性希望通过婚姻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迁，只愿意选择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男性。相较之下，男性通过婚姻上迁的普遍性较小。尤其随着中国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带来的高流动性，婚姻流通的范围在全国内扩大。虽然只有极少部分的女性真正实现了婚姻上迁，但相比男性，女性更可能通过婚姻的方式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城乡二元的落差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客观上加强了经济在择偶标准中的权重，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地区适婚男性过剩的情况。这种失衡让底层男性处在愈发严重的婚姻挤压中。

不少文献和资料也指出，男多女少的失衡结构和由此而来的婚配困难，会造成许多社会后果。其中之一是非主流的婚姻模式会成为这些无法跨越婚姻门槛的单身男性解决问题的替代性方法，同时调查和研究已经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入赘、招赘婚姻、买婚以及收继婚（弟收兄妻的转婚）现象。男性婚姻挤压的另一个后果是女性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女性面对的失踪、拐卖和暴力的风险上升。巫山童养媳马泮艳是为人熟知的典型案例。刘雨晴的生活也是如此。她的母亲就是被拐卖到魏县，然后逃走。刘雨晴从小就被卖掉。她两次结婚，又因低智和对性生活的抵触而受到丈夫家庭的质疑，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遭到性侵并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