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网友在网络上发帖指称顺德公安局一副局长为“房叔”，广东顺德纪委近日通报，该副局长拥有两处房产，且其妻移居属实。这个通报，厘清了一些事实，即网帖的部分指控不实，房产总数不准确，但同时也证实该副局长为“裸官”的身份。

顺德这名公安局副局长，引来网友的激烈反应，部分是因为网帖不够准确的指控，也因为其“裸官”身份。显然，这些年中，民间已经在无意中积聚起对“裸官”群体的一种怨愤情绪。有人戏言“裸官”家庭乃是“一家两制”。

所谓“裸官”，是指现职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党政官员的家属已移民或移居海外，只剩下官员自身在国内任职。近年来，“裸官”总量在不断攀升，特别是部分“裸官”与贪腐事件联系在一起，已招致愈来愈强烈的舆论指责。

应该明确，“裸官”不等于贪官。有人见“裸官”二字，便想当然地认为其多多少少存在问题，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但也要承认，有些官员将家属移民（居）海外，确实跟贪腐有关，是在为自己和整个家庭铺后路。

“裸官”的形成，有各样的原因。如果从反腐角度分类，则只能分为两种：一是清白的“裸官”，二是有问题的“裸官”。不过，“裸官”作为党政官员，即便不沾贪腐，也不意味着其家属移民（居）海外是荣耀之举。党政系统中“裸官”越来越多，只会对政府公信力形成伤害。

移民（居）当然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官员家属的权利。但判断一件事情，不可能单从权利角度。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将家属移居海外，容易让民众心生不信任感，容易被质疑官员的忠诚度存在缺陷。当“裸官”与贪腐联系在一起的案例不断增多时，这种不信任感自然也会增强。

因此，“裸官”问题值得重视。所谓重视，并非简单地对这个群体进行批评，或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指责。但是，既然“裸官”的存在，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贪腐问题，就有必要在制度层面进行预防，设置结实的“防护栏”。

2009年，深圳曾印发相关文件，对“裸官”进行约束，明确“裸官”不得出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这一文件，表达出清晰的态度。一个官员，既然安排家属移居，就要在自身仕途上有所牺牲。如果说官员家属移民（居）是一种权利，则对“裸官”的约束亦为必需。

2010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在家属移居国（境）外60日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有关情况。也就是说，官员家属移民移居海外，必须向组织系统主动汇报。

这两份文件，在约束“裸官”的制度安排上，各有特色，也各有价值。不过，不足亦都明显。既然一些“裸官”的家属移民（居）是为转移财产等做准备，单是职务安排上的约束，又有多少威慑力呢？况且，从腐败角度来说，非正职不也同样具有贪腐的机会吗？同时，官员家属移民移居海外，只是在组织系统内汇报，震慑力有限，监督面过小。

如此，约束“裸官”的制度安排需要更为完善。比如，一旦一定级别以上的国家公务人员家属移民移居海外，除了向组织汇报以外，还应该向社会公开。过去的反腐经验一再表明，民众是反腐的一支重要且有效的力量。“裸官”信息向社会公开，就是要扩大对其的监督范围。至于那些不按规定向组织汇报和向社会公开的官员，则须明确法律责任，而不只是纪律处分。唯有如此，才能强化对“裸官”群体的约束。